文｜吳軍
我在柏賢展覽結束後，重新思索了他的作品。第一次看到柏賢作品時，我自己將他作品看做是利用繪畫建構攝影，像是作品〈遊樂〉類似於「慢快門（Slow shutter）」創造出的動態模糊（Motion blur），或者作品〈海邊老房〉類似於「過曝（Over-Exposure）」產生的強烈明暗對比。我在與柏賢聊天過程中，不難發覺他對於光線的敏銳觀察力，這種觀察力也延伸到整個展場規劃上，整體設定上偏暗的展場搭配他所提供的燈具，光線由地面仰角打上作品畫面，或者將日光燈安置於牆上的畫旁，產生與傳統展燈截然不同的光影與色溫，他試圖改變已經被定型的藝廊空間。空間中產生出一種幽暗的光暈，讓觀者游離於「白立方（White cube）」與「黑盒子（Black box）」間的灰色地帶。
如果撇除柏賢想利用光來呈現的畫面氛圍，從柏賢的創作角度來看的話，他自己在這邊的解釋為：「人物的缺席與介入，從記憶中捕捉生命的經驗與想像誤差。」在主體被剝奪／虛化的外型下，只留下一坨分不出空白／光體。這種類似於夢境的情感折射，所反射出的是台灣人的日常情景，它出現在記憶之中，或者說是柏賢將其呈現在畫面之上。
我認為柏賢的作品比起記憶，更可能是重構出人類荒謬的日常，作品本身更相似於卡繆（Albert Camus）在《薛西佛斯神話》（The Myth of Sisyphus）對於荒謬的三段推論：
第一個是人類異化的過程，我們從日常不變的機械化中厭倦，而產生自我意識。之後我們能選擇－重回機械化／覺醒，如果要脫離只能選擇－自殺／恢復原狀。像是在作品〈老市場〉柏賢都從台灣人的日常場景（這邊是市場街景）尋找靈感，建構的是整個台灣人的共同記憶，傳達出來的是台灣人整體被異化的情境。
第二個是怪異感，世界上晦澀難解之物、非人性的東西。我們在畫面中所看見的發光主體，它帶有人的特質，卻非人類。像是作品〈我的朋友在哪裡〉形成一種讓人難以解釋的詭態（Grotesque）情境，我們想方設法將當作神祇或是鬼魂，對它賦予宗教或儀式性意義，以彌補我們對於未知的疏離感與恐懼。
第三個是死亡，每個人都必須經歷，卻無死亡的「經驗」（除非你真正的死而復生），不然我們只能談論他人死亡，成為精神上想像的替代品。像是作品〈摩托車〉倒地的摩托車，我們可能永遠也不得而知騎士生死狀態。如果將人作為主體，它是「缺席」在這幅畫作裡的，傳達出無法「被經驗」的經驗。
最終我們應回看到柏賢所創作出的動物作品，它們也繼承了荒謬本質，例如〈出遊〉系列中的猩猩，牠亂入的人類生活的場景，奪取我們的目光。另一方面，我們也如同動物般在不變的平凡生活中博取一絲關注，而從中衝撞僵固的荒謬情境。或者以上所有論點都不應成立，創作本身更像是薛西佛斯不停推動巨石一樣的徒勞，我們永遠無法給其最終的論述，只能盡力在其中尋找樂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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